我国碳交易试点正进入第二个履约期。截至2015年5月中旬，7个试点市场累计成交2200余万吨CO2配额，累计成交金额超过7.7亿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官员近日表示，我国将在2016年启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预计到2020年，每年碳排放许可市场价值将达到600亿~4000亿元。多地瞄准碳金融市场，竞相追逐千亿市场“蛋糕”。然而，在“蛋糕”越做越大的呼声背后，有专家指出，7省市试点过程中，也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得到重视并解决。

    历史基础薄弱信息有待透明

    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遥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当前，各试点地区均设计了一整套碳交易体系，包括覆盖范围、总量和配额分配、核算体系、注册登记系统、交易系统、信息披露、市场监管等一系列核心机制。然而，碳交易制度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政策体系，国外碳市场从酝酿到最终出台都要经过数年计划和试验，而我国碳试点自2011年底开始部署到2013年市场启动，在缺乏基础的前提下准备不够充分，大部分试点启动均较为仓促。“由于准备工作并不完全充分，政策设计、能力建设等基础工作不够扎实。一些试点在第一年履约期后，频繁修订相关政策和调整交易制度，缺乏政策连续性。”王遥表示。

    碳交易得以实施的基础是必须要有强制法律约束力的保障。然而，王遥透露，各试点地区中，只有深圳、北京和重庆通过了地方立法，对排放单位的约束力相对较强。其他试点地区基本以政府规章进行规制，个别试点地区如天津仅以部门文件为依据。天津处罚力度最轻，仅使用限期改正和3年不享受优惠政策。其他试点地区虽使用了不同程度的罚款措施，但惩罚力度有限，因此法律约束力较弱。

    此外，碳排放统计核算数据基础较薄弱。“在碳交易试点之前，我国没有企业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体系，各试点在初始阶段均面临历史数据缺乏的困境。大部分试点通过对历史排放数据进行摸底来获取部分数据，但这些回溯的数据相对质量较差，再加上核查机构素质参差不齐，核查标准不统一，根据这些数据制定的相关政策可能会存在一定偏差，例如碳排放总量设置过高、碳排放基准值设计不合理等。”王遥表示。

    王遥还表示，当前各碳试点均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纳入企业排放数据、配额总量的确定、配额分配方案、交易数据等信息的不透明，其原因在于企业、地方政府和交易所均不愿意把相关数据公布于众，使得市场政策性明显，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交易效率。

    配额分配仍需灵活调控

    配额分配是碳交易体系中的第一大难题，其代表的是控排单位在履约年度的排放权利，是交易的主要标的物，如何分配决定了控排单位的减排和履约成本。据了解，七大试点中，除重庆采取自主申报的分配方法，其余6个试点针对三大主流配额分配方法，即历史法、基准法和拍卖法，各自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创新。

    除了重庆和深圳试点以外，其余5个试点都选用了基于历史排放强度或历史排放量的免费分配方法。“该方法操作简单、提高了MRV(碳排放核算报告与核查)的运行效率、有助于控排单位以较低初始成本减排、可接受性强，但也带来了显著的公平问题，例如行业景气周期发生结构性变化导致配额分配不公，早期减排行动未被考虑导致‘鞭打快牛’，企业检修、事故意外等突发情况未被考虑导致配额过紧。对此，各试点主要通过事前限定和事后调整两种途径进行尝试和探索，但